國務院2013年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環保部日前已經明確2014年將出臺土壤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這兩大領域的行動計劃。由此看來，未來幾年，環保投資將持續增加，環保執行力度將繼續加大，環保產業將得到全方位發展。同時環保產業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環保產業如何在這個大機會面前壯大自己又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出貢獻呢?

       環保產業的大機遇

       隨著環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國家提出在2015年使環保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環保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提升，環保產業將迎來包括財稅政策、資本市場準入政策在內的行業政策利好，吸引更多的資本和投資進入環境保護領域。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環保部去年底完成了對中國環保產業的調查，是繼2004年之后做的第四次中國環保產業的調查。調查顯示，到2012年，中國的環保產業從業單位是23萬家，從業人員超過了319萬。反映中國環保產業發展狀況的三個主要指標：環境產品年均增加超過30%，環境服務業年均增加超過28%，資源回收利用年均增長超過14%。綜合起來，中國環保產業從2004年到現在，年均增長超過了20%。

       中國的環保產業之所以能有如此突飛猛進的發展，主要得益于近年來國家節能環保政策和措施的制定與落實。

       目前，我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處于逐漸深化的階段，但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此，十八大報告首次專章論述生態文明，首次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和“建設美麗中國”。同時指出，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在此理念的指導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行動綱領。

       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十二五”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工業化、城鎮化將繼續快速發展，汽車保有量和煤炭消費總量持續增長，大氣環境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國家采取嚴格的大氣環境管理措施，將嚴格控制大氣污染物新增量，倒逼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技術進步，從而推動大氣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脫硫、脫硝、除塵構成中國大氣污染治理產業三大重要板塊，其中脫硝產業規模最大，預計市場總規模近800億元。脫硝市場仍然主要集中在火電行業，未來2～3年仍是高速發展期，預計市場規模近千億元。除塵方面則是新建、改造并重，電力、鋼鐵是重點，2014年新標準實施前夕將迎來發展新潮，預計市場規模近600億元。

       在污水處理方面，預計到2020年城市污水處理率將不低于90%，我國污水處理業務市場空間廣闊。“十二五”期間，污水處理市場重點仍在城市，重心將逐步移向縣鎮，中部地區相關市場將全部處于成長期。針對管網建設滯后、維護能力差、監測不足的現狀，相關投資力度將加大。預計“十二五”期間管網投資2443億元，占污水和再生利用設施總投資的59%。

       同時，國務院提出要推動政府采購公共服務，也是環境產業轉型的里程碑。只有環境服務的范圍拓寬，環保產業才有可能成為支柱產業，才會真正有利于環保產業的發展。政府將公共服務的市場讓給社會是環保產業向綜合服務轉型的標志。今后一系列支持政府更寬的公共服務的政策能夠落地，包括稅收、信貸政策、企業上市更多公共服務公司能夠脫穎而出，帶動下游的發展，最終帶動行業成為支柱。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的環境拐點尚未來臨，未來各級政府對環境質量會更加重視，這意味著環保產業的發展將處于高速成長期。而環境拐點的到來往往伴隨著環保投資的高峰期，是環保相關建設、設備和工程施工市場最旺盛的階段。

       環境保護制度構建將完成

       環保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法律保障、政府政策、創新技術等方面的支持。2014年“兩會”過后我國在環保立法等方面將有所加強，完成環境保護制度的構建。

       從西方國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治污經驗和歷程看，完善的環境立法和嚴格的環境執法是改善生態環境的終極力量。我國環境立法勢在必行。吳曉青表示，《土壤環境保護法》已經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計劃，目前已形成初稿。這就意味著在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防治、土壤環保等主要領域將做到有法可依。

       很多專家和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建議未來要開征“環境稅”，用稅收杠杠來調整人們的行為。環境稅并沒有統一的概念，它是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部分發達國家征收的環境稅主要有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噪聲稅、固體廢物稅和垃圾稅等5種。由于是針對某一類污染物排放量來征收的，“誰污染，誰付費”，原理上可以通過稅率調節刺激污染企業減少排放，降低成本。

       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的依據是《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在排污費征管上設計了類似于稅收征管的制度，但是由于排污費不具備稅收特有的三性，即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使得實際征收過程中舉證責任倒置、征收率不足、協商收費等問題凸顯。

       環境“費改稅”可能是環保政策未來的突破口之一。“稅種”、“稅率”、“用途管制制度”、“分稅制度”、“征稅力度”等方面的進展將對環保產業產生實際影響。

       “九龍治水卻無水可吃”一向是中國行政體制的痼疾。目前，我國的環保領域也是“群龍共治”：污染防治職能分散在海洋、漁政、公安、交通等部門;資源保護職能分散在礦產、林業、農業、水利等部門;綜合調控管理職能分散在發改委、財政、國土等部門。正如環保部長周生賢所說，“水里和陸地的不是一個部門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也不是一個部門管。”

       分工合理、職責明晰的管理體制是各項環保監管順利開展的基本前提，但“群龍治水”卻導致我國的環境監管職責不清、分工不當，有權有利時一擁而上，出了問題則是高高掛起，避之唯恐不及。

       中國環境污染十分嚴重，若不問責于專司環境監管的環保部門，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但在現行環保體制約束下，將污染問責的板子全部打在環保部身上也有欠公允。

       事已至此，很多人將系統改革現有環保體制，構建“環保大部制”，結束“群龍治水”的混亂局面，視為了我們能否“共享一片藍天”、“共飲一泓清水”的關鍵環節。

       前不久，央視報道稱，“環保大部制”改革正在穩步推進，后來又有相關部門現身“辟謠”，這事兒雖然弄得國人一頭霧水，但并沒有影響人們對“環保大部制”的關切和諸多猜測。有人預計，環保部將要擴權。也有人猜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設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出面協調的可能性更大。

       改革的過程中肯定要談判，要交鋒，結果如何目前尚不可知，但“實行獨立而統一的環境監管”的改革方向已是確定無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向全會作說明時已明確指出：“由一個部門負責領土范圍內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職責，對山水林田湖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是十分必要的。”

       環保產業面臨諸多挑戰

       對于未來環保產業市場的發展，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表示，環境產業在今年下半年將迎來公司分化加大、并購加劇態勢，主要原因是目前環保產業中的企業面臨的融資條件差別很大，尤其是上市公司在融資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

       傅濤認為，新城鎮化建設帶動下的農村環境服務已經成為熱點，不少企業也開始重視農村環境服務。此外，污泥、滲濾液、排水管網、水體修復等衍生市場行業逐漸成為市場熱點。

       國家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對于環保產業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目前國家對于環保產業的發展和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十分重視，也推出了諸多政策推動產業發展，但是同時也坦言，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策還需進一步統一和明確，同時完善補貼機制，推動產業更加高效發展。

       環保產業很多都是直接向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服務的產業，它的所有風險和交易結構都取決于甲方，取決于甲方的信譽、成熟度、付費意愿、資金充裕程度以及對這個產業的理解，甲方有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采購，是否愿意來采購，提供什么樣的標準，這是環保行業面臨的一大挑戰。

       與此同時，國內污染治理市場次第打開，各個細分行業、新興領域加速成型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產業對技術、對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環保企業的專業競爭力和綜合實力將面臨考驗。

       業內分析人士認為，環保細分領域眾多，門檻高低不一，那些確立平臺型發展戰略的環保企業，未來可望獲得更大發展空間，資產并購或成為這些企業拓展新領域的重要手段。

       環保產業發展面臨另外一個重要挑戰還來自于公眾的非理性情緒。公眾和社會對水價、水質、水污染、選址、垃圾焚燒、地溝油的關注和質疑，正在快速抬高環境服務的標準，而服務價格跟不上服務標準提高的步伐，也是當前環保產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當環境保護遭遇經濟發展

       實際上，盡管在霧霾已經成為最炙手可熱話題的當下，也有一些人對“言必及環保”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見。甚至有人以“陰謀論”來形容當下的局面——他們認為這是西方“閹割”中國這個工業巨人的工具，引導中國發起去工業化的行動，從而實現其弱化中國工業的目的。

       事實上，在西方，這樣的聲音也一直存在：有很多人相信，氣候變化不但是西方為了贏得冷戰勝利的一種輿論工具，而且是由金融資本操縱的，目的是實現其在西方去工業化，從而使得金融資本能夠順利的通過控制境外產能，在資本市場交易制造巨大的人為價格差，以實現其獲取暴利目的。

       且不管這種聲音的對錯，但這種聲音能夠存在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在事實上是一對矛盾體——經濟發展里不卡工業，工業一定會造成污染，發達國家能獲得令中國人艷羨的環境，除了與其重視環保相關，還與其不斷“去工業化”的做法相關。

       所以李克強總理才在今年說，中國的發展有兩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之一就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那么，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打架時，誰應該讓步呢?

       關于這個問題，上世紀70年代，我們提倡“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結果環境始終沒能協調過經濟發展，于是出現了GDP翻幾十倍，環境質量不斷惡化的情況。2005年，為強化環境保護，國務院將兩者的位置交換，提倡“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結果卻被一些人理解為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還是沒有解決好。

       不過，今天，形勢發生了逆轉，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環境優先”原則越來越為人們接受和認可。就像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言，我們要像“向貧困宣戰”一樣“向污染宣戰”。

       2013年9月，為了貫徹落實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國家六部委《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全國多個省市再一次吹響了新一輪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集結號、沖鋒號。

       其中，任務最重、壓力最大非河北省莫屬。《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2017年，京津冀地區的PM2.5濃度要下降25%。為實現這一減排目標，河北省需要在2017年前減產6000萬噸鋼鐵。有人算了一筆賬，河北省僅完成這一項壓減任務，就涉及60多萬直接間接就業人員的安置問題，每年需支付社保資金200億元，影響直接間接稅收500多億元。

       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坦言，“治理大氣污染和生態環境，確實需要我們承受傷筋動骨的痛苦。”

       公開資料顯示，自去年9月份以來，河北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停產數量逐月增加，9月926家，10月947家，11月1015家，12月1142家，總數接近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0%;如按行業劃分，全省40個行業大類中，停產企業涉及了35個行業，有7行業超過15%，4行業超過20%，停產行業集中在水泥、鋼鐵、玻璃、電鍍、化工等，治理重點地區則包括石家莊、唐山、邯鄲、邢臺、廊坊等市。

       2014年河北省的任務更重，僅淘汰落后產能方面，今年就要淘汰、壓減1500萬噸粗鋼、1000萬噸水泥和1800萬重量箱平板玻璃，多數指標都較去年實際完成情況“更高、更重、更難”。

       并且，污染治理，需要承受傷筋動骨痛苦的不只是政府，更多的是深陷其中的眾多中小企業。據本刊記者2月中下旬在河北省實地采訪了解，很多中小企業的日子可謂是“水深火熱”，其中除了正常治污應付出的代價外，更多的來自治污行動中的措施不當。

       “治污行動，我們縣里去年9月就開始了，不論污染不污染，所有的企業都停了。如今，半年時間都過去了，還沒讓開工。就這么干耗著，也不是回事兒啊!”

       “四五天前，鄉里給了通知，讓我們從馬路邊退后50米，今天又打電話說不用退后50米，改為退后40米，再修道墻隔出個綠化帶來。這政策一天三變，到底想讓我們怎么做啊?”

       “我們磚窯去年按縣里要求，花了40多萬進行了煙氣治理改造，但還沒開工又說必須搬走。能不能給句痛快話，到底還讓不讓干了?”

       ……

       污染治理任務重，壯士斷腕、破釜沉舟的決心和勇氣值得稱贊，但敢于宣戰，更要“善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