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減半這樣的口號，被日本的企業、企業家提出來，并不令人意外。日本制造業許多企業上世紀80年代起陸續將生產車間轉移到海外，特別是中國內地以及東南亞國家，這被認為是對當時日本逐漸提高的用工成本的一種對沖。盡管如此，日本制造業不少門類的企業仍在其國內保留了較多車間和崗位，而后一種選擇被證明更具長遠眼光。

       事實上，到了21世紀初，之前幾十年內踴躍轉移制造業產能的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都認識到了這種做法的弊端。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生產線與設計環節發生脫離，而這兩大環節更與營銷產生更大的脫節，使得不同環節之間的信息傳遞變得十分困難。營銷環節通過顧客的反饋，發現了產品的非質量問題(比如功能設計，有可能出現設計不當、不足的問題，也有可能存在設計過當、冗余添加非顧客需求的功能等問題)，很難迅速回饋給設計與生產線，這就意味著顧客信息反饋作為企業最重要的信息情報，就根本無法發揮價值。而由于生產與設計脫離，設計師無法便捷的發現生產中暴露出的問題，前者向后者輸出信息，則面臨若干道障礙，企業因而很可能最終在不知情情況下讓缺陷產品上市。 

       另外，外包制造環節，將破壞而不是提高企業設計師、研發人員對于產品的直觀把握。如何進行加工、如何進行組裝，怎樣開展檢查等，這些問題都無法順暢得以解決。 

       日本制造業領域的資深專家、日本株式會社成本開發研究所董事長三木博幸，曾長期從事農機等產品開發研究，多年時間沉浸于產品精益化開發與成本最小化開發。三木博幸認為，要降低日本制造業的成本，在技術上完全可行，而要實現這方面目標，就應當振興日本本土的制造業。他對2008年之后美國官方和產業界加快制造業回流的做法給予肯定，很顯然也盼望日本企業能夠促進制造業產能和就業崗位回流。

       當然，不光是制造業，所有行業沒有不希望降低成本的。三木博幸在其所著的《成本減半》一書中指出，常見的降低成本方法，是“在保留零件或組裝單元原形前提下，降低材料、購買、物流等方面的費用，或者改善加工方式、促使組裝方式更加合理等以期縮短時間”——這種做法很難避免制造品質的降低，或者會加劇供應鏈關系的緊張。他本人更為推崇的降低成本方法是，從設計環節重新開始徹底的審視產品構造和零件形態，進行與產品開發有關的成本改革，由此也將避免成本削減后產品品質的下降。 

       三木博幸將上述降低成本方法，稱為“成本減半法”。這種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制造業領域中，普遍存在著過剩品質的問題，即多余的功能、性能、品質，導致成本和售價提高；如果通過更為精細的設計與制造，引入新技術，提高制造環節員工之間的協作水平尤其是隱性知識共享，降低甚至大幅降低產品成本，當然就是現實的。《成本減半》書中，三木博幸回顧了自己職業生涯中，不斷推動產品開發設計成本降低的經歷，特別是對部分拖拉機、耕地機進行改進時，同時做到了零件數減半、成本減半、品質提升20%。書中介紹了這方面的具體方法，包括如何以車間、業務流程為單位，通過十個步驟完成技術指導;找出解決問題的多個方案，再進行必要的科學分析，等等，均極富啟發性和可操作性。

       “成本減半法”說來并不神秘，也并不繁復深奧，但踐行起來卻不是每個制造業企業都能快速把握。主要的原因是，要在提升品質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不僅有賴于企業的領導層、設計開發部門，而且還需要企業上下共同努力，將員工技能集結在一起來專注于開發課題。 

       三木博幸在書中尖銳的批評指出，以日本制造業企業為例，很多企業近年來陷入經營困境，根本原因其實在于經營者脫離現場，沒有對研發部門給予足夠的支持和激勵。一些企業每逢營收緊張等困難局面，就宣布裁員，包括裁減大批研發部門的職員，反過來，經營轉好的情況下，也更愿意斥巨資收購其他企業的研發部門或項目，或者創業公司，也沒有真正意義上青睞研發部門。這種情況下，必然形成包括制造業企業內部員工在內的各界人士。輕視現場管理，也無法做好基于現場的技藝改進和成本削減。

       制造業困局由來已久

       從開放初期的出國人員電器熱，到后來汽車配額熱，到今天馬桶蓋、電飯煲熱，滿世界瘋狂海淘熱，都是人們消費意識覺醒之后用腳投票的結果。日本秋葉原電器一條街上，任何一個從事制造業的人看到來自中國的采購大軍，都會痛心不已。一切都如十年前美國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中預言的那樣，消費者透過科技進步與社會協定的交合，諸如手機、網絡、開放原碼程式等手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產權保護、中間環節市場化程度不夠導致原材料成本、生產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是中國制造業困局的兩大因素。 

       單就知識產權而言，近年來已經得到極大改善，無論是政府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打擊力度，還是企業自身的觀念轉變都有了明顯提高，基本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當然，在企業家人身權益和財產性產權保護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困擾最大的就是近年來各種成本的攀升。梳理歷史會發現，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依靠不貶值戰略開始第一次走到國際舞臺聚光燈下，發達國家資本對中國這樣一個資源價值嚴重低估、勞動力成本低且供應充沛，低利率、低通脹的風水寶地趨之若鶩，全世界先進的資本、品牌、技術開始大舉進入這個價值洼地，加入WTO后更讓這一優勢風光無限。 

       但到了2004年，出口8億襯衫才能換回一架波音飛機的現實，加上一些外資過于激進的利潤追求方式，一些偽合資對國產品牌的斬首式收購，讓部分學者和政府人士開始產生資源被賤賣、環境被污染的擔心。之后從整合小礦山打響第一槍，煤炭、鋼材、車用成品油等資源價格被迅速地、有計劃地推高，制造業成本中資源成本、人工成本、流通成本、其他剛性成本大幅攀升，制造業利潤空間在縮小。問題之所以一直沒有惡化，是因為2004年開始國內房地產政策的放開釋放了潛在市場需求，撬動了建材、運輸、大型裝備制造等和房產相關行業，減輕了制造業衰落之痛。 

       由此可以看出，把近年來的制造業困局歸責于房地產業的資源虹吸不夠客觀，制造業困局和房地產現狀背后是通病同因，是一個問題的兩種形態。房地產對制造業的影響也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重，相反在2004-2012年房地產對制造行業具有一定的反哺功能。

       今天房地產業的拉動效應已經越來越弱，加上出口減少，由來已久的制造業困局重新浮出水面。吳曉波那篇《到日本購買馬桶蓋》之所以能引起全社會、全行業的強大共鳴，就是他無意中撕開了裹在制造業身上這塊脆弱不堪的遮羞布，文中那個毫不起眼的智能馬桶蓋深深地刺痛了政府和制造業從業者們。

       困擾制造業的成本之痛首先是個效率問題 

       今年年中，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經濟大家的產業政策爭論進行地如火如荼，這讓筆者想起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新常態下政府如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文中林先生像是一個職業手術師，運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將國內產業分門別類，提出了針對性解決方案。在后發優勢依然明顯的前提下，這種針對性解決方案的優點是效率奇高、立竿見影，深受決策者歡迎和倚重，弊端是會損害市場自身運行機制。不過，信奉市場至上的張維迎先生自己也承認，市場經濟在中國面臨的是既得利益根深蒂固、關鍵環節難以推動的頑疾。當經濟形勢向好時，內部缺乏改革動力，無法形成有效的突破；當經濟形勢下行時，往往等不及市場自動愈合，政府有形之手就會迫于壓力維穩。

       林毅夫強調了有形之手，也同時突出了政府責任，從這個意義上如果產業政策制定得力，政府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對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利大于弊。要解決中間環節市場化程度不夠導致原材料成本、生產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問題，首先要從提高生產效率的角度，圍繞工業4.0的五大關鍵環節制定出最優產業激勵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方案。

       工業4.0對中國制造業最大的誘惑是它依托互聯網、物聯網，通過優化交易環節、減少資源利用、降低人力成本、精簡周轉次數來創造性地降低全流程成本。我們的工業基礎和研發能力離工業4.0差距不小，但是正視這種差距、迎頭趕上是制造業繞不過的一道坎。除了大戰略之外，還應從細則規劃好每個環節的企業方陣、硬件建設、技術支撐、人才儲備等，加大對物聯網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盡快構筑一個初具雛形的工業4.0生態鏈，吸引更多的制造業、資本參與其中。

       高科技、新技術能夠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再加上好的產業政策和親商導向的開放式經營環境就能有效緩和日益突出的成本高企之痛。從這個角度，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就像鷹之兩翼，缺一不可。

       通過互聯網倒逼各方改革

       利用互聯網的倒逼效應，繼續推進政府服務模式的轉型升級，減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對于解決中國制造業的困境也很重要。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困擾制造業的難題之一，縱觀建國以來歷次重大轉型都是從倒逼開始，互聯網也許就是這樣一個通過倒逼推動政府服務模式創新的轉型抓手。 

       通過互聯網倒逼政府服務模式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識。互聯網可操控性強、最大限度避免人為因素干擾、最有效率，對社會震動最小，接受程度最高。在傳統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的前提下，通過設立高規格的互聯網政府架構部門，研究制定通過互聯網的倒逼效應推動政府治理模式轉型升級和服務創新。

       現代化政府治理的基本流程是數據采集、政策制定、集中決策、過程監管，根本原則是可控。而互聯網本質上就是信息流大平臺，對信息流起到流通、融合作用，恰好能夠滿足這個需求，它不但解決了效率問題，而且兼具了公平、公開、公正，后者對現實有著重大的意義。 

       事實上互聯網的倒逼效應早已轟轟烈烈地開始，阿里巴巴等公司借助互聯網，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等方式在線為用戶提供、支付結算等標準金融服務倒逼傳統金融加速改革；騰訊微信等新型通訊工具倒逼運營商服務；滴滴出行軟件的問世推進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巨大革新；網絡彩票打破傳統地域和壟斷模式，逼得體育總局不得不緊急叫停。可以說從2012年開始，幾乎所有行業都感受到了互聯網的倒逼威力。

       以互聯網為抓手促進政府治理模式和服務創新的好處在于，它過程可控、風險可控、高度機械性，成效如何完全依賴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其次，它可以更好地量化管理要素。高層管理者坐在辦公室鼠標輕點就能完成實時數據的調取，不但如此，還能憑借大數據挖掘更好地掌控和預測未來。

       破解制造業困局，重點還在提高產品附加值

       通過提高效率、倒逼政府服務模式轉型來降低成本，不能從根本上杜絕消費者用腳投票的“馬桶蓋現象”。著力點還應該放在提高產品附加值上。

       產品品質的提升是產品附加值的基礎所在。通過不斷更新產品的款式、制造工藝、質量提升就能給用戶提供高品質的體驗，這就要求制造業從業者有很強的工匠精神和傳承意識。 

       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核心要求是技術研發。判定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除了單一產品特性能不能做到量產穩定以外，有沒有形成上下游完整的產業鏈條才是更重要的指標。這就是我們能夠讓衛星上天，卻做不好一個軸承的原因。基礎薄弱意味著就算你全套生產線引進，也可能卡在一個螺絲、一個技術工人、一個不起眼的小細節上。

       國內制造業在很多領域和國外存在技術差距，單靠企業自身積累或市場的力量去攻關突破不現實，差距只會越拉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林毅夫所講的政府有形之手發力。放開應用環節，從基礎研發和前沿技術研發兩頭突破，打破各自為戰的局面，重新規劃整合現有科研資源，集中財力物力建立一批國家級行業實驗室和基礎實驗平臺，對基礎性研發和制造業急需的技術難題，實行內部招標制，制定出研發時間表和路線圖，單項突破、成果共享。對一些比較重大的科研項目，可以實行全世界公開招標。營造一流的實驗平臺，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加入到國內創新工作中來。

       自主研發和引進擁有先進生產技術、理念的外資并不矛盾，我們還應該制定一些特殊優惠政策，繼續吸引跨國企業到中國投資發展。這些跨國企業本身有很強的資源吸附能力，對國內工業基礎的提升和技術力量的培養很重要。當然面向全球化的資源整合能力也是提高產品附加值的新視角。中國制造的成本困局如何突圍，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所有能汲取的力量都不可廢棄。